亂世立志

　　東漢末年，我國出現了一位偉大的臨床醫學家張仲景。他不僅有豐富的臨床經驗，以精湛的醫術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寫出了一部創造性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這部巨著的問世，使我國臨床醫學和方劑學，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

　　張仲景出生在沒落的官僚家庭，其父親張宗漢是個讀書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條件，使他從小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典籍。他也篤實好學，博覽群書，并且酷愛醫學。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望診齊桓公的故事，對扁鵲高超的醫術非常欽佩。“余每覽越人人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從此他對醫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為他后來成為一代醫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當時社會，人心渙散，朝政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兵禍綿延，到處都是戰亂，黎民百姓飽受戰亂之災，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靈涂炭，橫尸遍野”，慘不忍睹。而府衙自顧不暇，為爭權奪勢，發動戰爭。這使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憐憫百姓，萌發了學醫救民的愿望。漢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歲左右時，就拜同郡醫生張伯祖為師，學習醫術。

　　張伯祖當時是一位有名的醫家，他性格沉穩，生活簡樸，對醫學刻苦鉆研。每次給病人看病、開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慮。經他治療過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張仲景跟他學醫非常用心，無論是外出診病、抄方抓藥，還是上山采藥、回家炮制，從不怕苦不怕累。張伯祖非常喜歡這個學生，把自己畢生行醫積累的豐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他。比張仲景年長的一個同鄉何颙對他頗為了解，曾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后將為良醫。”意思是說張仲景才思過人，善思好學，聰明穩重，但是沒有做官的氣質和風采，不宜做官。只要專心學醫，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名的醫家。何颙的話更加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從此他學習更加刻苦。他博覽醫書，廣泛吸收各醫家的經驗用于臨床診斷，進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個有名氣的醫生，以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超過了他的老師。當時的人稱贊他“其識用精微過其師”。張仲景提倡“勤求古訓”，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

　　他曾仔細研讀過《素問》、《靈樞》、《難經》、《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其中《素問》對他的影響最大。《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張仲景根據自己的實踐對這個理論作了發展。他認為傷寒是一切熱病的總名稱，也就是一切因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傷寒”。他還對前人留下來的“辨證論治”的治病原則，認真地加以研究，從而提出了“六經論傷寒”的新見解。

　　他除了“勤求古訓”，還“博采眾方”，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甚至民間驗方也盡力搜集。他對民間喜用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坐藥、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呼吸等多種具體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廣積資料。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的經驗，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寫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金匱要略》就是該書的雜病部分。

撰寫醫書

　　盡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于他父親曾在朝廷做過官，（漢代從漢武帝開始實行舉“孝廉”“良才”的選官制度，“舉孝廉”，這是漢代發現和培養官吏預備人選的一種方法。它規定每二十萬戶中每年要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職。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在漢代，“孝廉”已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品德者不能為官。）東漢末期多舉世家子弟，仲景承襲家門，在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被州郡舉為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為長沙太守（長沙郡：秦置，下轄湘、羅、益陽、陰山、零陵、衡山、宋、桂陽等9縣，治所湘縣【今長沙市】。長沙太守，類似今天湖南省省長）。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為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于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為群眾診治。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消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歷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群眾，甚至有些人帶著行李遠道而來。后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里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看到百姓對他非常信任，在醫術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斷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

　　有時甚至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有一次他聽說襄陽城里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對治療扼背瘡很有經驗。他立即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里，去拜“王神仙”為師。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面的獨到之處都用心學習研究，獲益很大。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俗話說，“大兵之后，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不斷的戰爭導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后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市鎮變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傷寒病的人最多。如張仲景的家族，原來有200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傷寒病。一些庸醫便趁火打劫，不給病人認真診脈，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對片刻，便開方抓藥，只知道賺昧心錢。更多的人，雖師承名醫，卻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不精心研究醫方、醫術，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競相追逐權勢榮耀，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張仲景對這些人非常氣憤，痛加斥責，他決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鑒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

　　這時候，東漢王朝動蕩不安，為了避亂，張仲景官來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于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經后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傷寒雜病論》系統地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為我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后來該書被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經方大師”。

　　張仲景寫成該書后仍專心研究醫學，直到與世長辭。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張仲景的遺體才被后人運回故鄉安葬，并在南陽修建了醫圣祠和仲景墓。

為人醫風

　　張仲景為人謙虛謹慎，提倡終身堅持學習。他在序文中說：“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張仲景引用孔子語錄，在于說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學習來獲得知識。他特別表明自己從青少年時期就熱愛醫學，請允許他扎扎實實地按照孔子的話去做，因為醫學沒有止境，必須終身堅持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張仲景還為后人樹立了淳樸無華、勤懇踏實的學風。《傷寒雜病論》著述風格樸實簡練，毫無浮辭空論，對后世中醫著作影響甚大。他診病和學習時遇到一絲一毫的疑問，即“考校以求驗”，絕不放過，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張仲景的醫學理論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醫理，敬仰他的醫術和醫德，稱他為“醫圣”。在河南省南陽還為他修建了“醫圣祠”。解放后，翻修了“醫圣祠”，并修建了“張仲景紀念館”，以紀念這位奠定中國中醫治療學基礎的醫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