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獻治學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于所為日記”（《清史稿·譚廷獻傳》）。二十五、六歲后,潛心經學,傾向今文學派，重微言大義。他的駢文，規仿六朝，高出時人，詩亦“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吳懷珍《復堂詩敘》)。但以詞與詞論的成就最突出。

　　譚獻的論詞主張，本于常州詞派張惠言、周濟，較周濟"有寄托入，無寄托出"之論，更趨具體。他稱贊常州派興，"而比興漸盛"（《復堂日記》），極力推尊詞體。他認為，詞“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潔行芳，而后洋洋乎會于風雅”（《復堂詞錄序》），不應當視為“小道”；強調詞要有“寄托”,自謂早年讀詞，即“喜尋其旨于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選清人詞為《篋中詞》今集6卷，續集4卷，“以比興為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墻宇”（《復堂日記》），并詳著其流別；又曾評點周濟《詞辨》，皆意在闡發自己的論詞主張，影響甚大。葉恭綽說他“開近三十年之風尚”（《廣篋中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