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高適的代表作。雖用樂府舊題，卻是因時事而作的，這是樂府詩的發展，如果再進一步，就到了杜甫《麗人行》、《兵車行》、“三吏”、“三別”等即事命篇的新樂府了。《燕歌行》是一個樂府題目，屬于《相和歌》中的《平調曲》，這個曲調以前沒有過記載，因此據說就是曹丕開創的。曹丕的《燕歌行》有兩首，是寫婦女秋思，由他首創，所以后人多學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調做閨怨詩。高適的《燕歌行》是寫邊塞將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調寫此題材他是第一個。此詩主要是揭露主將驕逸輕敵，不恤士卒，致使戰事失利。歷來注家未對序文史事詳加考核，都以為是諷張守珪而作。其實，這是不符史實的。此詩所刺對象應是受張守珪派遣、前往征討奚、契丹的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

　　詩大體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寫出師。其中前四句說戰塵起于東北，將軍奉命征討，天子特賜光彩，已見得寵而驕，為后文輕敵伏筆。后四句接寫出征陣容。旌旗如云，鼓角齊鳴，一路上浩浩蕩蕩，大模大樣開赴戰地，為失利時狼狽情景作反襯。“校尉”兩句寫抵達前線。羽書飛馳，見軍情緊急；獵火照夜，說敵陣森嚴。第二段八句寫戰斗經過。其中前四句寫戰初敵人來勢兇猛，我軍傷亡慘重，后四句說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圍。“山川蕭條極邊土”，說明戰場地形是無險可憑的開闊地帶，這正有利于胡騎馳突，故接寫敵軍如暴風驟雨之襲來。“戰士”兩句用對比方法寫出了主將驕惰輕敵，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戰，一面仍恣意逸樂。這是詩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寫。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蕭颯景象，為“斗兵稀”作襯托，同時寫戰斗一直持續到傍晚。“身當恩遇常輕敵”，正面點出損兵被圍的原因，是詩的主旨。第三段八句寫征人，思婦兩地相望，重會無期。詩雖古體，多用偶句，此段因內容需要，而猶著意作對仗。又此詩平仄轉韻，一般四句一轉，獨此段八句全用仄韻，與表現雙方搖搖不安的心緒相適應。殺氣成云，刁斗傳寒，都是極力渲染悲涼氣氛。末段四句，兩句寫戰士在生還無望的處境下，已決心以身殉國。“豈顧勛”三字，仍是對將帥的諷刺。兩句詩人感慨，對戰士的悲慘命運深寄同情，詩以“至今猶憶李將軍”作結，再次點明主題。盛唐時，殷璠評高適曰：“其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此詩確實可以作為代表。

　　《燕歌行》不僅是高適的“第一大篇”（近人趙熙評語），而且是整個唐代邊塞詩中的杰作，千古傳誦，良非偶然。

　　開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適曾北上薊門。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討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薊中作》）。可見他對東北邊塞軍事，下過一番研究工夫。開元二十一年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經略邊事，初有戰功。但二十四年，張讓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張守珪之命，逼迫平盧軍使烏知義出兵攻奚、契丹，先勝后敗。“守珪隱其狀，而妄奏克獲之功”（《舊唐書。張守珪傳》）。高適對開元二十四年以后的兩次戰敗，感慨很深，因寫此篇。

　　詩意在慨嘆征戰之苦，譴責將領驕傲輕敵，荒淫失職，造成戰爭失利，使戰士受到極大痛苦和犧牲，反映了士兵與將領之間苦樂不同，莊嚴與荒淫迥異的現實。詩雖敘寫邊戰，但重點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諷刺和憤恨不恤戰士的將領。同時，也寫出了為國御敵之辛勤。主題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壯。